记者文新通讯员周健冯圣兵

大学之美，美在风物，亦美在人文。桂子山上，华中师范大学“博学、博爱、博雅”的校园文化犹如桂香，沁润心田。它融合并彰显了“求实创新、立德树人”的华师校训和“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华师精神，在文化育人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激励、价值认同和情感陶冶作用。“三博”文化有着百年源流。已有115年历史的华中师大，是在三所风格迥异的院校基础上，于1951年组建而成：1903年创办的文华书院大学部﹙始于1871年创办的教会学校文华书院，1924年改名为华中大学﹚，1912年创办的私立中华大学，1949年创办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该校几经更名，1985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并由中原大学创始人之一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因此，这所百年名校的血液里，流淌着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三种基因，并逐渐形成了兴博学之风、献博爱之心、做博雅之人的文化传统。

溯时代变迁，兴博学之风

与现时的大学有所不同，20世纪初的文华书院大学部与中学部在一个校园里，老师相互兼任，学生共同参加校园文化活动。1909年，中学部开设了法语和拉丁语课，有的大学专业还开设了希腊语课。

1910年5月16日，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了——“文华公书林”在文华书院开放。公书林经常举办演讲会、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以吸引读者上门读书。1914年至1916年，还在上海、南京、杭州、开封、太原等城市进行巡回演讲，向全国普及图书馆知识。此举引起了文化界特别是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蔡元培先生称文华公书林“弥孚众望”。1920年3月，文华大学图书科设立，是为中国图书馆教育的开端，也是当时文华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

抗战时期，华中大学和中华大学分别西迁云南、重庆，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办学一直未曾中断。两校不约而同栖身在寺庙里，可谓“庙里书声朗，寺里实验忙，祠堂飘书香”。这样的大学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西南边陲的大理喜洲镇，华中大学包鹭宾、游国恩、傅懋勣、阴法鲁、林之棠等著名文科学者，将研究方向瞄准了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和地域文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物理系师生则把废弃汽车发动机与发电机配接在一起，以煤气为原料，组装了云南西部的第一套电力设备。卞彭教授带领师生对苍山十八溪进行考察，并成立电力公司，于1945年建成发电厂，这也是云南继昆明石龙坝电站之后的第二座水电发电站。

在滇期间，华中大学不断有学者名流前往访问讲学、合作研究。老舍先生先前曾在武昌校址做抗日宣传工作，后又应邀到喜洲讲学三次。1942年9月，作为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代表，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剑桥中国科技史》作者李约瑟博士在华大小住几日，并赠送了一批仪器和部分期刊杂志。此外，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等也前来讲学。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到喜洲相对比较方便，著名学者如罗常培、郑天挺、冯友兰、熊庆来等都多次到华大讲学。

可以说，华中师大的前身在近现代变迁中，博学之风一脉相承，绵延不绝。在当代华师，这种博学之风依旧，得到了发扬光大。

钱钟书之父、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四位国学大师之一的钱基博先生，1946年到华中大学任教授，后随校进入华师，至1957年病逝。钱先生坚持写日记多年不辍，给学生讲课时，不带讲义，面前摊一本日记，根据日记本上的提纲讲述。他晚年将自己一生所藏5万余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捐给学校，是如今华师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被当今思想史家认为是解放后少有的几位国学大师之一的张舜徽先生，1950年起先后任教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和华师，直到1992年去世。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学成才，精于小学、博通四部，最终成为一代“通人”大家。他一生学术著作24部共计八百万字，全部由毛笔撰写而成。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辛亥革命史、中国商会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等领域，都作出了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他曾担任华中师大校长，并培养了一大批蜚声史学界的高足，深受师生爱戴。尽管今年已经88岁，章先生仍然十分关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经常针砭时弊，这既是一位史学家的高尚人格，也是一位教育家的魅力所在。

被誉为“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的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早年原是学画，转专业未成，对汉语言产生浓厚兴趣。他在汉语教学和汉语语言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众多开拓性成果，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去年，他以个人专著摘得全国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四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

做大爱之人，献博爱之心

在华中师大的校园文化中，“博爱”指胸怀和行为的统一，提倡对父母的爱，对同学、师长、学校、社会、国家以及大自然的爱，使学生成为一个有大爱的人。

2012年9月，在开学初，华中师大党委书记马敏教授为4000多名新生作专题报告。一名新生发问：如何理解“爱在华师”这句话？马敏回答：爱者，不独恋爱之情爱，而是兼爱博爱。爱国爱民，爱人爱己，爱家庭爱事业，爱天下可爱之人，爱天下可爱之物，这才是“爱在华师”的真谛。

百余年的发展历程，积淀深厚。在爱心文化的滋养下，该校培养出了“大别山师魂”汪金权等一大批扎根基层的教师校友，涌现出圣兵爱心社、心心火义教之家等全国知名的爱心公益类学生社团，资教生楷模费宝莉、“轮椅教授”刘盛佳、“洋雷锋”阿达姆、“音乐男孩”李强等师生典型。

圣兵爱心社是一个成立于1998年的学生爱心社团。本着“济困助学，服务社会”的宗旨，大学生们通过义卖、勤工俭学等一系列活动，资助贫困中学生。从2001年起，一届届社员还踏访省内外的山区、农村，每年进行“爱心之旅”支教活动，迄今已持续13年。

自己的力量是微薄的，可只要汇聚每一缕微弱的光，就能将心灵照亮，温暖孩子们坚守的梦想。这样的念头，让圣兵爱心社一批又一批大学生传递着爱心接力棒，共帮助约千名寒门学子圆了大学梦。在播撒爱心的路上，学子们收获了“温暖的力量”。

心心火义教之家也是一个公益类学生社团，由国家免费师范生组成，旨在关爱农民工子女，义务为孩子们提供支教服务。在7年时间里，先后有1200余名社员加入，在武汉市10余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开展了义教活动。

文学院学生朱欢是心心火义教之家的一分子。每个周日，她都会守在华中师大学生服务中心，为前来补课的孩子们上课。虽牺牲了周末的休息时间，她也甘之如饴。“语文本身就是一门人文学科，关键不在于如何学会做题，而是要通过语文，来学会观察这个世界，学会做人，学会感恩。”在每次的教学中，她都会对孩子们循循善诱，将做人的道理娓娓道来。

有一次，做一篇文章《让我看着你》的阅读理解时，朱欢没有直接让学生们做题，而是耐心地问他们读完文章后有何感想。一个叫甘迪坤的孩子激动地站了起来：“文章中的妈妈太伟大了！”她顺势告诉这些孩子：“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将生命延续下去，那就是爱的方式。在生活中，我们要爱父母，爱同学，爱身边的一切。”

重品德气质，做博雅之人

“博雅”是品德和气质的塑造，其实也是一所大学在培养学生各方面素质的集中体现。这一办学理念，在华中师大百年校史中有着鲜明体现。

上个世纪初，国门进一步打开，清政府实施新政，废除科举。由教会人士主理的文华书院，在西方办学思想的指导下迅速发展，带来许多教育上的新变化。那段时间里，除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落成开放外，学校还全部实施英语教学、成立校足球队，中国第一支铜管乐队、中国第一个学生合唱团也在校成立并发展。

文华十分注重学生文体素养，音乐、体育活动十分活跃。1905年，中学部组织了一支带有鼓乐队的学生军训队，主要训练队列、劈刺、陆军战术等，还不定期开展徒步行军，到工厂、农村参观等。1905年，文华大、中学生成立了第一个学生合唱团。

1906年，22岁的美籍加拿大人康明德前来中学部任教。他精通西洋乐器，是英国皇家音乐学会会员。他随身带来一把小号，每天清晨，嘹亮的号声便在文华校园响起。学生们倍感新鲜，康明德便不失时机地向他们介绍西洋乐器、乐理等知识。两年后，他在文华的中学部草创了铜管乐队，为此还专门回了一趟美国，购回一批乐器如小号、长号、圆号、贝司、军鼓等。当年10月，文华学生铜管乐队正式成立，武汉举行一些大型活动也时常邀请他们去表演。

培养“博雅”之人的文华大学，百年前就已践行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在离打响“首义第一枪”之地不远的这所学校里，向来民主思想活跃，有许多人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5年5月，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设立名为“日知会”的阅览室，文学大学部教师刘静庵被聘为司理。刘静庵借此时机，扩大会务，秘密进行革命联络和组织工作，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员，建立起秘密革命组织，名称也为“日知会”。

在日知会中，许多会员后成为武昌首义的骨干力量。文华大学教师余日章也是日知会重要成员，在校内指导学生创办刊物《文华学界》宣传革命思想，并组织学生军。文华教师周苍柏、张纯一、卢春荣等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的积极分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首义军歌《学生军军歌》就是由张纯一作词、余日章作曲，原本是文华大学的一首校园歌曲。

华中师大的另一前身、作为私立大学的中华大学，在推动文化和思想的变革方面，也可圈可点。

中华大学创办之初，校长陈时就特别重视良好学风的养成和学术水平的提高。1915年5月1日，中华大学学报《光华学报》正式创刊，该刊宗旨为“研究学术，导扬国光”。出到第四期的时候，一名青年进入了陈时的视线。他就是恽代英，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和青年运动领袖。

恽代英1913年考入中华大学预科，第二年就在著名的《东方杂志》发表处女作《义务论》，随后在《新青年》、《青年进步》等报刊发表文章多篇，影响甚大。1915年秋，他进入中华大学中国哲学门学习，品学兼优，思想敏锐。因此，陈时有意将《光华学报》交给还是学生的恽代英主编。

恽代英接手《光华学报》后，立即进行改良，辟“论丛”、“学海”、“思潮”、“选萃”等栏目，针砭时弊，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宣传新文化、新思潮。陈独秀来信称赞杂志“内容可观”。尤为重要的是，一大批有志青年通过《光华学报》聚拢在恽代英周围。以此为基础，1919年5月6日，当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恽代英和同学策动中华大学师生，在校运会上发起武汉的“五四运动”。可以说，该校是当时武汉新文化运动的中心。